从全球范围看，截至2017年，非洲猪瘟已经在52个国家爆发，稍微防控不利，对本国生猪产业将会造成灭顶之灾。俄罗斯在2007年染病以来经济损失高达百亿卢布，而马耳他、海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多个国家更是为控制非洲猪瘟不得不将全国所有生猪全部扑杀。虽然非洲猪瘟的影响巨大，但也有部分国家将其成功净化，其中巴西和西班牙积累了大量的防控和净化的实践经验，成功控制非洲猪瘟，还保护了本国的生猪养殖产业。
通过梳理其防控历史，我们发现非洲猪瘟的防疫一般可以分为被动扑杀和主动根除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防控各有侧重点，但是流通领域的监管一直没有放松。
1、在被动扑杀阶段：消除恐慌，控制疫情是首位。限制一切可以引起发生相互接触的活动，禁止感染区和风险区内的猪的自由移动，对疫区内所有生猪进行坚决扑杀，同时给民众和从业者进行广泛的科普宣传，让其正确认识非洲猪瘟带来的影响，积极配合防治工作。
2、在主动根除阶段：完善的防疫系统，严格条件的调运和广大从业者的积极参与是关键。全国范围的清查是必不可少的，足够的人员配备和完善的防疫系统是根除非洲猪瘟的必备条件。运输环节的要求必须更加严格，猪场得到国家相关认证才可以销售（比如检疫许可证，猪场无疫证明等），同时会在接收地也进行严格的血清学检测，确保外调生猪的生物安全。最后是广大从业者的全面积极参与，只有调动所有一线人员的积极性，根除计划才能有效推进。
巴西土地是仅次于中国、欧盟和美国的第四大猪肉生产国，同时也是仅次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的第四大猪肉出口国。巴西的生猪产业正常运转对全球生猪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1978年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巴西仅用了7年就宣布ASF无疫。我们按照政策颁布时间将巴西疫情防控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0年）：ASF紧急状态。主要以控制疫情，防止疫情扩散为目的。MAPA（巴西农业、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在首发病例的实验室确诊之后的15天之内（1978年6月15日）以总统令（总统令81.798）启动了ASF紧急状态。采取了包括禁止感染区和风险区内生猪的自由移动，对感染区内的所有猪只进行扑杀和焚化等9项措施。对比我国当前防疫政策，很多都与巴西当时的防疫措施相同，主要目的都是快速控制疫情，防止已知传染源扩大，减少人与猪，猪与猪之间的接触，降低生猪患病概率。
第二阶段（1980-1984年）：ASF根除计划。主要以净化非洲猪瘟，恢复OIE无疫认证为目的。1980年11月25日，巴西农业部通过总统令发布了非洲猪瘟控制计划。计划分为３个阶段，分别是攻坚阶段（1980-1984年），巩固阶段（1984-1986年）和维护阶段（1987年）。根据其国内养殖分布特点，动物及动物产品流动方向，猪肉出口企业密集程度和散播该病的风险程度，分地域、分区域进行先后根除。首先开始的是南方区域，该区域生猪养殖户数量占巴西全国的44.65％，存栏生猪1526万头，占据了全国猪肉产量的73%。其次是东南区域，最后是其他养殖区域。在ASF根除阶段，巴西主要采取了控制国际航运、控制国内生猪移动和动物健康教育和人员培训等在内的6项措施。由于该根除计划设计科学且执行坚决，巴西境内暴发的所有疫情都被扑灭，自1981年11月已无ASF疫情报道，且血清学监测也全部为阴性。1983年9月9日，巴西南方区域首先宣布ASF无疫。根据OIE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和在ASF风险区域、养殖场和疫病防控所做工作的基础之上，1984年12月4日，巴西重新获得OIE无疫认证。
相比于第一阶段，巴西在非洲猪瘟根除阶段的防控手段由原来的被动发现扑杀到主动控制预防。通过分阶段分区域主动检测排除疫情，划归无疫区，并对该区域养殖场进行认证，同时通过控制无疫区和其他区域之间的流通防止病毒流入无疫区，达到巩固胜利果实的目的。此阶段最关键的是提高农场主、职业者、屠宰企业、兽医和政府官员等所有有关人员的防疫意识和参与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ASF根除这个系统工程顺利推进。
西班牙两点式分散养殖模式导致疫病传播较难控制，而病毒变异使得病状无法被立即确诊。
相比于巴西，西班牙养殖是典型的两点式养殖，其仔猪主要集中于Galicia、Gastilla、Leon和Murcia地区，同时Aragon、Cataluna和Segovia为大型饲养农场，主要负责育肥环节。这种饲养格局造成西班牙境内高密度的猪群移动，使得疫情控制极为不便。1960年，ASF在西班牙境内特定区域内迅速传播。随着该病的广泛流行，病毒开始变异，出现了病毒携带动物和死亡率低于5%的所谓非典型非洲猪瘟类型。这种变化使得临床诊断变得十分困难，对该病的确诊必须借助实验室参与才能完成。
变被动扑杀为主动根除，10年根除终成正果。1985年之前，西班牙主要通过卫生管理措施和消灭临床阳性猪群来控制ASF。1985年，西班牙颁布ASF根除计划之后，控制ASF的策略发生了重大改进。和巴西一样，西班牙变被动扑杀为主动根除，通过建立流动兽医临床团队充实检测力量，同时建立简单快速准确特异的间接ELISA诊断方法，并设国家农业研究院对地方给予技术支持。在猪场建设方面，通过财政给予部分支持，提高饲养场及饲养设施的卫生水平。最后限制猪群移动，运输的动物必须获得官方兽医证明，对所有的ASFV携带者进行安乐死，消灭感染源。到1994年时，西班牙境内已经无ASF暴发报道。1995年10月西班牙正式对外宣布，ASF根除计划胜利完成。
海地：美国相助全国扑杀，盲目遵循发达国家养殖体系终酿苦果
海地在1981年开始实施非洲猪瘟根除及补栏计划。该计划实施的初衷是消除非洲猪瘟对海地养猪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借此重振养猪业，但实施之后却发现了诸多问题，并最终拖累整个海地经济并对海地自然环境、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海地疫情蔓延，美国政府决定介入干预，扑杀所有海地生猪。1978年2月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非洲猪瘟，为防止海地暴发ASF，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达成了ASF防控协议，将双方边境线内15公里的猪全部扑杀，海地因此共扑杀20671只猪。虽然海地和多米尼加对边境线进行了清群，但ASF还是很快通过阿蒂博尼特河传入海地。1978年时海地有120万到160万只猪，在首例疫情1个月之内，海地的猪就已降至大约60万只。大量死猪在河流中漂流，对民众造成了严重的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南美国家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海地离南美很近且南美国家与海地之间存在许多小贩之间的非正式贸易。同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表明如果ASF传播到美国，其损失将达到1.5亿至50亿美元，而将ASF在海地根除只需花费大约3亿美元。此时考虑到该病有可能继续传入其他地区，美国政府决定介入干预，对海地ASF疫情控制进行援助。该计划极其简单，就是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消灭海地所有的猪，然后再从美国、加拿大或墨西哥引进猪补群。
1981年4月，该项目正式实施。国际开发银行对海地的补栏计划进行资助。该根除计划更分告知/公众教育阶段（6个月），屠宰/赔偿阶段，清洗/消毒阶段、哨兵动物投放以及最后的生猪补栏计划5个阶段。
被扑杀生猪适应海地气候和地理条件，是当地居民经济的主要组成。被捕杀的海地土猪也称为克里奥尔猪（Creole pigs），是16世纪西班牙和海盗侵占海地后遗留下的黑猪。经过500年的进化筛选，该猪已经很好的适应了海地凹凸的地形和稀落的植被环境，并成为祭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祭品。海地人民认为黑猪的血液在伏都教的仪式中具有正式契约的功效。此外，克里奥尔猪的养殖成本很低，据说这种猪可以3天不吃饭，只吃匮乏的残羹便可生存，可以在丰收之后吃植物根茎和爬虫，相当于为下一次耕种翻耕土地，且减少了甲壳虫幼虫对植物的影响。克里奥尔猪可以以2到10美元买来最后以250美元的价格卖掉，这对小的养殖者而言是极大的一笔财富。确切的讲，一只克里奥尔猪占据了大多数农民收入的30%，相当于2名儿童一年的教育费用。因此，出于信仰和经济目的，海地农村80%左右的家庭都会饲养该猪。据统计，海地人50%的蛋白质来源于克里奥尔猪，特别是当饥荒发生时克里奥尔猪能提供蛋白质的作用越显重要。
美国肉猪不适应海地气候条件和饲养方式，最终补栏计划以失败告终。该补栏计划原本规划10年之内将海地的生猪养殖业恢复到ASF暴发之前，但海地官员的腐败和渎职使该目标遥遥无期。曾有一位天主教派的神父声称海地政府从美国AID获得了700万美元资助但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效果，大量设备、资产和兽医用品被私自占用或浪费。更可悲的是，这些引进的猪得益于杂交优势，本应具备更好的生产性能，但却忽视了海地的实际养殖水平和能力。引进的种猪无法适用海地高热潮湿的环境，而且需要富含小麦和维生素的饲料，需要经常冲洗养殖区，需要水泥地面和铁皮屋顶，需要兽医介入等，这些苛刻的养殖条件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人的饲养水平及能力。不久之后，该计划即被废弃，而由农户自己繁育，最后导致数以百万的养殖者自生自灭，使得该项引进计划对海地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ASF进入俄罗斯后，由于病毒在野猪群体间密集和持久地传播，使得疫情在车臣共和国周边地区的野猪群中很快显现出来。至2008年中、下旬，由车臣染毒野猪迁徙导致的野猪死亡在俄罗斯南方地区，包括印古什共和国(2008年6月)、北奥塞梯(2008年6月)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2008年12月)等地先后出现。该病在北高加索山脉区域的野猪群体内较长时间的流行传播说明病毒在当地的“自然循环”已经形成，且在北高加索地区形成至少2个自然疫源地并逐渐在俄罗斯南部地区迅速蔓延。由于这些地区的家猪大多是自由散养，家猪和野猪接触机会较多，ASF野猪疫情最终传播到家猪群体中。2008年6月该病首次在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南部地区的家猪群体内发现。至2009年2月，该病已经在北奥塞梯内的所有地区传播开来，共发生46起原发暴发和6起二次暴发，这说明该病从零星暴发迅速转变成流行暴发。
随着ASF疫情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不断蔓延，被誉为“高加索大门”的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也很快成为ASF流行疫区。2008年10月，与北奥塞梯接壤的苏维埃茨克、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基洛夫斯克和Predgorny等地共发生6次ASF疫情。扑杀造成的损失超过3500万卢布。除此之外，在距离格鲁吉亚流行区之外1000 km的奥伦堡州首次出现了俄罗斯境内的第一例远距离暴发。
2009年1月8日，ASF在库尔斯克地区(归属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一个商品猪场内出现。随后又零星暴发6起，分别在库尔斯基(2009年1月)，Apanasenkovskoye (2009年3月)，Shpakovkoye(2009年5月)和Stepnovskoye(2009年11月)等地区。虽然俄罗斯政府对这些疫点进行了清理，但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阿尔马维尔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猪肉或腌渍肉制品的PCR检测仍呈ASFV阳性，这说明病毒仍然在该地区存在。ASFV在北奥塞梯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持续存在使得该病于2009年4月传入罗斯托夫州，并于6个月后(2009年9月27日)再次暴发，至11月时该病已经在罗斯托夫州内8个区的29个乡镇出现。此外，2009年在列宁格勒州还发生一起远距离暴发。同时，打猎获得的野猪样品经实验室检测也在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塔鲁姆、基兹利亚尔和巴巴尤尔特等地区发现ASFV。
2010年ASF疫情继续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出现，并相继传播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和伏尔加格勒州。此时ASF疫情已经在北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南方地区连续流行3年(2008年−2010年)，在俄罗斯境内疫情数量达到177次，说明ASF疫源地已经形成。2007年ASF疫情中心位置为车臣共和国，2008年为北奥塞梯，2009年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2010年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伴随着疫情数量增加和进入新的地区，ASF每年都会向西北方向传播。
2011年ASF的流行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ASF开始从初始疫源地逐步向靠近欧洲国家的区域和俄罗斯中部地区扩散。流行区域涉及80个区的190多个地点，涵盖范围达600平方千米。新出现的疫区包括萨拉托夫斯卡亚州、下诺夫哥德罗州、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特韦尔斯卡亚州、列宁格勒州、摩尔曼斯克州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这期间还发生多起“跳跃传播”，分别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库尔斯克等地区。从2011年4月开始，在特维尔州多次出现野猪病例并最终导致该地成为ASF疫源地。ASF疫情对俄罗斯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报道2011年因ASF疫情而扑杀的猪只数量达到14万头以上，也有报道称损失猪只数量达到30万头，经济损失大约为76亿卢布(2.4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