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华吉，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猪传染病研究室主任、猪烈性传染病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猪瘟、非洲猪瘟和伪狂犬病等烈性传染病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先后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以及国际项目等20余项，以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70余篇。兼任国家科技奖、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兽药评审专家和委员、《中国农业科学》等核心期刊编委以及一些国际期刊审稿专家。
2019年新年伊始，黑龙江省明水县惊爆7.3万头存栏猪的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一石激起千层浪，养猪人敏感的神经再度紧绷。时值三九严寒季节，养猪业似乎也进入了极其严酷的寒冬，可以说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非洲猪瘟肆虐下规模化猪场如何活下来？
笔者曾撰文指出，在非洲猪瘟疫情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当前防疫重点是种猪场（包括地方优良品种）和规模化猪场，因为缺乏生物安全体系的中小散养户迟早会被非洲猪瘟所无情吞噬[1]。有人反驳说，具有生物安全体系的大猪场都中招了，谈生物安全有用吗？恰巧相反，这更说明生物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非洲猪瘟不问猪场大小，专挑你的安全隐患和漏洞。鉴于感染猪场、疫情处置填埋场、屠宰场等污染严重，环境中病毒量逐渐增多，规模化猪场感染的风险日益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规模化猪场靠什么活下来？我认为要有决心，要有恒心，要有方案，要有执行力，要依靠科学，要注重细节，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怨天尤人。
生物安全不只是理念和文化，更是实践和细节。一定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反复培训，严格执行，定期考核、反复审查，查缺补漏，防微杜渐，千万不要抱丝毫侥幸心理，须知凶残的非洲猪瘟病毒像饿狼一样时刻窥伺你的任何漏洞。要特别关注猪场内容易出问题的高风险因素，如出猪台、运猪车、出差归来员工、外来人员、精液、饲料（尤其是猪源性制品）、兽药和疫苗的外包装等，特别是要优化设计出猪台，严格区分“脏区”和“净区”（最好中间有缓冲区），暂停使用自配粉料，改用高温舒化的颗粒饲料。不仅要盯紧场内，还要关注场外风险因素，要重点防范周边的疫点、死猪填埋场、屠宰场、水源、场外经过的车辆、人员、动物等，定期进行场区周围消毒，扫除“门外雪”。行业协会可发起自救组织，同时请求当地政府协助清理、劝退、收编邻近的散养猪场，并给予适当补偿，彻底清除临近的风险点及其潜在污染区域，净化周边养殖环境，实行区域协防和局部净化。
猪场是疫情防控的责任主体，千万不要指望别人，更不能坐以待毙。正如通过体检早期发现癌变并切除肿瘤组织从而保全性命一样，主动监测可以及早捕捉疫情的苗头，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从而牢牢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知情权，否则就只能被动地遭受疫情的袭击。基于风险分析和评估，对高危因素（病死猪、临床异常猪、邻近门口猪、排泄物、运猪车等外来车辆、装猪台等外围环境、可能来自疫区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和晾晒玉米等）进行病原检测，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及早处置病死猪及周围高风险猪群，并彻底做好污染区域的清洗消毒和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尽可能将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
“正气不足、邪气入内”。由于目前尚无商品化非洲猪瘟疫苗可供使用，故要尽量避免各种应激因素破坏猪只正气，适当降低养殖密度、改善空气质量、改进均衡营养、做好保温和通风、减少饲料中霉菌毒素污染等，同时要做好猪瘟等重要疫病的免疫预防。鉴于非洲猪瘟的发病特点，根据中医辨证理论，可以尝试使用卫气营血、扶正清热类中药以增强猪只的非特异性防御能力。
规模化猪场应重新审视养猪发展战略和饲养模式，重新规划养猪布局，审慎扩大养殖规模，均衡发展饲料、养殖、屠宰、加工等产业链，不要盲目逆势扩张，而应强化环境控制、饲养管理、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控，力保现有产能，迎接未来行情。如需新建和扩建猪场，一定要充分考察周围环境，做好生物安全规划，构建“碉堡式”防疫体系。有条件的公司可以考虑布局海外养猪。
总之，规模化猪场一定要仔细排查可能携带病毒的高风险因素，尽可能消灭传染源，阻断病毒进入场内的途径，提高猪群的健康度。根据国内外经验，通过扎扎实实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建立生物防护屏障体系，完全有可能免遭非洲猪瘟的侵袭。
衷心感谢邵国青研究员、余旭平教授、张桂红教授、樊福好研究员、王翀教授、张交儿副研究员和孙元副研究员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1]仇华吉.非洲猪瘟对我国养业的影响与防控建议[J].中国兽药杂志，2018，52（11）：1-4.